政治局会议首提“六保”背后：就业市场巨大压力如何缓解？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每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备受关注，今年疫情形势严峻，这场会议更加关键。
面对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会议在宏观政策“六稳”的基础上首提“六保”目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其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居“六保”前两位。
而六稳与六保的唯一交集，是就业，这更加凸显了在疫情冲击下做好保就业工作的重要性。
此前，CF40“战疫”系列要报《应对疫情冲击要做好纾困与保就业工作》指出，疫情冲击下的失业群体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储蓄较低、社会保障措施缺位使其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甚至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支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尤需做好纾困与保就业工作。
要报提出，应抓住机遇完善纾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一方面，纾困政策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另一方面，各地保民生、促消费的纾困措施，应尽量使用现金补贴。
在保就业方面，要报建议加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❶ 政府建设项目尽快开工；
❷ 放宽服务业行业准入标准，部分新设立企业享受1-2年的税收和房屋租金政策优惠；
❸ 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的就业岗位。
本文系CF40战“疫”系列要报成果，执笔人系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CF40青年研究员张佳佳、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朱鹤、CF40青年研究员钟益。
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的重点措施是纾困与保就业。做好这两项工作，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稳定的需要。只有把纾困和保就业工作做扎实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有保障，购买力有保障，才能避免经济陷入需求疲软与供给收缩之间的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新冠疫情对存量城镇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破坏。截至3月末，仍有7000-8000万人尚未复工。
农民工就业受影响最严重，未复工七成以上是农民工就业。全国农民工共2.9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1.2亿人为本地农民工。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8千万）、建筑业（5-6千万）、住宿餐饮（2千万）、批发零售（3-4千万）、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4千万）。
这些行业是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农民工就业岗位是这些行业就业中最缺乏保障、最容易失业的部分。我们结合行业从业人数与复工率数据保守估计，农民工未复工的人数在5千万左右，约占全部农民工数量的17%。
新增就业也面临巨大压力。我国每年需要创造1100万新增就业才能满足学生毕业和农民转向城镇工作的需要，其中主要是满足700-800万新毕业大学生就业，以及300-400万的农民转向城镇工作。
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是服务业，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公共管理、商务服务（法律、审计、咨询等）、信息产业、教育、金融、科研、文化娱乐等。这些行业是当前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部门。如果今年经济增速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大幅回落，这些部门的新增就业机会也会大幅下降。
低收入群体收入损失已经影响正常生活
不能正常就业必然会带来收入损失。2019年农民工月工资4000元，５千万失业意味着每个月的收入损失2000亿；2000-3000万城镇职工失业也会带来大约每个月1000亿左右的收入损失。新冠疫情下的失业群体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这样的大规模收入损失会危及正常生活开支。
低收入群体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储蓄较低，在现金流断裂的情况下难以应对日常消费支出。西南财经大学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15.6%的中国家庭（约2.18亿人）金融资产价值低于1000元（包括现金和储蓄）。根据近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3143户家庭的调查结果，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中，因疫情导致生活开支紧张的家庭占比高达78.4%；年收入在3-5万、5-10万、10-20万以及20万以上的家庭，这一比例分别为56.9%、63%、43.1%和20.4%。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难以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弥补因失业造成的短期现金流断裂。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16年末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69万人，仅占同期全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的16.6%，低于同期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3.3%。此外，领取失业金要求参加失业保险的个人与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而农民工群体短工化、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其难以满足要求，减弱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应抓住机遇完善纾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大幅波动时有发生，临时性的纾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学习和完善。
疫情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练兵机遇。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下的纾困政策包括了为雇员提供收入补助、为患新冠或疑似隔离雇员提供社会保障、为企业提供国家信贷支持、延缴税收、延缴社保或提供补贴、延迟债务偿付和发放现金等多种方式。这些方式未必都适合中国，但也不乏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纾困政策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纾困政策设计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切实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体；二是避免纾困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扭曲，不妨碍复工的积极性；三是有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回归常态。
基于这几方面原则，具体措施可考虑：
（1）财政为因疫情无法正常复工的家庭提供为期３个月的每月现金生活补贴，补贴额度根据家中赡养的孩子老人数量确定。失业人员子女若在义务教育期间，免本学期学杂费，并给予子女一定学习生活补贴。湖北地区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2）政府成立纾困专项资金，年收入低于５万元的个人可享受银行３个月的无息消费贷款，雇佣１万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如在疫情期间不裁员可享受３个月的优惠贷款利率。湖北地区可以延长至半年。
（3）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可延迟债务偿付，并享受３个月的税收和其他费用减免。
各地保民生、促消费的纾困措施，应尽量使用现金补贴。我国的纾困政策组合当中对居民和失业群体的直接现金补贴仍然欠缺。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在2001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补贴额度占GDP的0.4%和1.3%。总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为0.34-0.372和0.30-0.35(Shapiro and Slemrod，2003)，使得2008年第二和第三个季度的总消费分别提高1.3%和0.6%(Broda and Parker,2014)。
纾困措施的消费刺激效果不仅与补贴力度有关，还与需求价格弹性、挤出效应、补贴方式和补贴人群等因素相关，发现金比发消费券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消费刺激效应更大。美国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的边际消费倾向均远高于1998年日本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障基本民生而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的消费券。
保就业需加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一是政府建设项目尽快开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带动就业，另一方面是政府开工的项目能带动下游众多行业的复工。政府建设项目应该优先考虑为2.9亿农民工在工作地安居创造基础设施条件，重点是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放宽服务业行业准入标准，部分新设立企业享受1-2年的税收和房屋租金政策优惠。未来居民部门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健康、体育文娱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依托是科学研究、教育、商业服务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比，我国在上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显著偏低，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补上的短板。
新冠疫情带来了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改革机遇，切实降低这些行业的准入标准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不仅为未来新毕业大学生就业开了一扇大门，也是未来消费扩张和升级的保障。
三是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口流动与公共管理服务不匹配。有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由于编制限制，公共管理人员和服务跟不上发展需要。需要结合现有的统计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扎实掌握每个地区的常驻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规律，以此为基础匹配相应的公共管理服务人员安排。新增的公共管理服务人员不能设置当地户籍限制以及学历限制，应有较大比例留给农民工群体。